酒店故事:回顾中国酒店设计的那段探索之路

在刘香成记录的改革时代中国的一系列照片之中，其中一张的主角是美国华裔陈宣远——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北京建国饭店的设计者。照片中，陈宣远西装革履、翘腿坐在建国饭店的大厅中，啜饮着杯中的咖啡，身后毕恭毕敬地站着六个中方的酒店服务人员。1978年至1980年间，刘香成供职于美国《时代》周刊，是唯一一名驻北京的外籍摄影记者，1982年他被加入美联社，成为解放后美联社第一位常驻北京首席摄影记者。他的照片是二十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中国定格，被西方评论界当做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

　　《陈宣远在建国饭店》刘香成摄（供图/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们基本上可以在北京的饭店里见到所有美国参议员，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建筑为北京带来的改变。”回忆起当时住在建国饭店的经历，刘香成说。1979年5月，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战略同步，中国国务院召开办公室会议，研究探讨利用外资、侨资建造国际饭店的问题。会议最终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四座城市利用外资建造国际饭店六座，以服务不断增加的外国到访者。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罗坤（ColeRoskam）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至90年代的建筑史已有六年研究，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国际饭店迅速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助重构了中国的地理景观以及经济、社会格局。”

　　罗坤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1978年至1979年间，到达中国的国际旅客数量从180万增长到420万，然而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在酒店供房方面的捉襟见肘。1978年底，全国具有接待外宾水平的酒店只有137家，共15500间客房。刘香成记得，“当时北京能够让外宾入住的饭店只有三个，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和前门饭店，而且入住北京饭店是非常困难的。”百废待兴之下，中国政府内部甚至商讨开启一个“应急计划”，旨在兴建50000间满足国际标准的旅馆房间。

然而，无论是在建筑设计理念还是技术上，中国当时无疑都是落后的。“七十年代后期的时候，中国没有人知道酒店里面的卫生间是应该套在里面还是独立于房间外部的，因为当时中国对于私人空间的定义比较与众不同，所以在北京饭店的设计草图上，房间和卫生间被分置在走廊两侧，”罗坤说。北京饭店东楼在当时集中了包括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建筑师张镈在内较为先进的设计头脑，在1972年建成之后代表了中国最先进的建筑成就。罗坤在2015年发表的名为《构想革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国际饭店》的论文中提到，北京饭店东楼的设计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坚持了标准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建筑造型——正立面由紧密排列的网格状结构组成。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冯江看来，这体现了当时中国建筑设计语言的某种虚无：“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时期苏式建筑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但中苏友谊破裂之后，之前被奉为圭臬的苏式建筑因为两国关系的破坏不可再继续，中国的建筑该往哪里走呢？”

　　北京饭店东楼的正立面由紧密排列的网格状结构组成（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中国对于‘现代’的要求是比较直观的，比如长城饭店的镜面玻璃幕墙，南京金陵饭店的旋转餐厅、上海商城的酒店式公寓，都是通过饭店项目的建设最先引进到国内。它们所展现的新的技术、新的形式，也令人们产生了关于国际化和新式生活的想象，”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策展人潘彦霖说，从2015年底开始她与罗坤共同策划了围绕改革开放初期国际饭店的展览。从某种程度上，西方团队的设计方案为当时的中国提供了一条现代建筑（相对于古典建筑，建筑的现代性是一个较为西方的提法。即在工业革命的技术和城市化成为大趋势的推动下，针对古典建筑的大屋顶，将框架、标准化和结构化做到极致）发展的道路，但却几乎没有中国建设团队有足够的技术来承接这些项目。北京长城饭店开业时，张磊作为中方服务团队的一员在那里工作，她记得“长城饭店的玻璃幕墙，都是比利时的工人专门来做安装，连饭店的地毯都是由新西兰人负责安装的。”

　　长城饭店的玻璃幕墙在当时的中国是全新的技术（供图/罗坤）

　　建成的金陵饭店拥有全国第一个高层旋转餐厅“璇宫”（供图/巴马丹拿建筑及工程师有限公司）

“中国没有饭店！与国外的饭店相比，北京饭店、前门饭店这些充其量是招待所！”陈宣远在与当时的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侯锡九谈判建国饭店管理归属权的时候，曾这样说。话虽刺耳，但即使是中方高层都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当时中国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这种落差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更是被放大了千万倍。潘彦霖说：“白天鹅饭店建成之后，引起了当时广州市民强烈的兴趣，传闻部分民众甚至为一睹宾馆的洗手间而专程前往。”

　　白天鹅饭店（供图/罗坤）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深，这些表面上的差距被不断地缩短了。“国际饭店的引入为中国带来了各种不同新技术，包括最新的电梯、自动扶梯、电视、中央空调系统、建筑外观的玻璃幕墙、浇筑混凝土的流程和建筑钢筋结构等等，同时也向中国传达了‘通过提供奢侈与便捷的服务吸引顾客并从中盈利’的经营哲学。”罗坤说：“由于在设计建造期间中方会要求外国设计团队与其分享建筑的各项讯息，同时一般在25年之后国际饭店的所有权将会完全交还中国政府，因此中国不仅通过国际饭店累积了外汇，而且掌握了先进的建筑技术和理念。”

从国际饭店的外观来看，外国设计师在当时也将多样化的建筑设计理念带入到社会主义中国之中。建国饭店落成两个月之后，由中国《建筑学报》编辑委员会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共同举办了一个座谈会，比较建国饭店与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华都饭店。陈宣远所设计的建国饭店包括高低错落的一系列楼群，高度范围在饭店东侧与北侧的5层建筑与西侧的一座10层塔楼之间，同时房顶设计为筒陶瓦坡屋顶，座谈会上专家对其“新颖的造型”褒赏不已。相较之下，当时的建筑界专家们给华都饭店的评价是“空间设计缺乏想象力，建筑构造上缺乏‘设计理念’。”

　　由陈宣远设计的建国饭店包括高低错落的一系列楼群，图为UCCA展览模型（供图/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上海商城是一座集办公，剧院，酒店和商场为一体的综合性建筑，传达了“城中城”的建筑概念（供图/波特曼档案有限公司）

在这样的建筑设计的变化趋势下，中国逐渐开始对于建筑的“现代化”与“先进性”有了自己的判断，但这些考量依然十分矛盾。“一方面中国官方希望通过非常突出的建筑外观体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成就，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普通民众直观了解中国意识形态的妥协，所以有些国际饭店会用围墙等方式做一些遮挡，而且普通民众也无法随意进出。”罗坤认为。相较而言，中国官方对于西方带来的室内设计理念则没有太多顾虑，他接着说：“官员们希望饭店拥有多样的配置、华丽的霓虹灯与便利设施，甚至是‘加利福尼亚风’的装饰风格，以满足他们对于未来的想象。”

　　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图片来自网络）

由贝聿铭在1978年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虽然更具有明显的中式风格，却一度在中国遭到质疑。“北京市政府起初希望贝聿铭在北京市中心建造一幢高大的建筑物，以彰显中国建筑的现代化，但是出于保护北京城市布局的考虑，贝聿铭从最初就拒绝了这项提议。”罗坤说：“与之相反，他选择了香山设计建造了一座体现中国帝制时期‘流觞曲水’传统的饭店。”香山饭店翼楼拥有苏州园林式的灰色砖瓦、白色粉饰，掩映在雪松、柏树、云杉和松树之间，建筑内部则以现代主义的抽象手法调和，酒店大厅通过巨大天窗自然采光。美国著名艺术家安迪·沃霍尔1982年在自己的拍摄作品中将其称作“现代建筑”。但当时不少中国人认为，贝聿铭作为国际知名建筑师应该设计建造技术上更先进、外观更抢眼的建筑方案。

　　安迪·沃霍尔摄影作品《现代建筑》中的香山饭店（供图/Delahunty Fine Art）

　　安迪·沃霍尔摄影作品《天花板》，反映了香山饭店建筑内部现代主义的抽象手法（供图/Delahunty Fine Art）

刘香成在当时参加了香山饭店开业仪式，他回忆说：“我们走到西山，觉得这个中式风格的建筑和周围环境的结合让你激动，它与陈希同担任北京市长时对建筑的粗糙改造不同，那种就是在现代房子上加盖一个中式房顶，充其量只是用来宣传的口号。”罗坤也认为：“贝聿铭的作品在当时促使观看者重新思考，怎样的风格在建筑设计会被描述成‘老式’或‘新派’，‘现代’或‘中式传统’。”

“七十年代之后，中国突然有更多投资和技术条件，表面上融入了世界，但也丢掉了穷的时候坚持得很好的东西，”冯江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有一些关于结合了庭园、传统民居的现代设计探索，如果延续下去中国建筑是有内核的，但白天鹅饭店之后类似的探索消退了，之后中国现代建筑可以说更多地着重技术、管理以及专业协作的思考。”

“如果七十年代以前的探索延续下去，中国建筑会是什么样的？”我问他。他说：“我很难想象它发展下去会是怎样，我只能说我们看到它忽然没怎么发展下去，这挺让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