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国宾馆前世的主人们

康圣人莅临刘庄

1916年，身为革新党的浙江督军吕公望、警务处长夏超，美意约请康有为到杭州辅导革新工作

康有为此行适当舒心：一个死对头刚刚在北京逝世，另一个死对头则躲在上海舔舐创伤，而自己却在杭州往他的创伤上大撒盐巴。

刚刚过世的袁世凯，是奠定康有为绚烂人生的要害铺路石之一。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是经过妖魔化袁世凯、荣禄、慈禧太后等所谓“后党”，神化自己及光绪皇帝等所谓“帝党”，经过缜密而煽情的公关造势，换取高流量的点击率和政治捐款，打下了自己在海外作为“工作反对党”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乃至大走桃花运的坚实基础。梁启超后来再《我国历史研究法》中坦陈：“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分配，难免将真迹扩大也。”但是，现已被重复很多遍的谎言，早已被人当作真理和本相。

荣禄和慈禧太后死去后，袁世凯就成为康梁进犯的首要靶子。其实，年岁只差一岁的老康和老袁，区别只在于：老袁未必是个真小人，而老康则肯定是个伪君子。包含在暗算政敌、乃至暗算自己同志等方面，老康的杰出体现，也令老袁自叹不如。台湾闻名抗日英豪丘逢甲，就因老康杀友而割席绝交，并留下了“圣人不死、大盗不已”的断言（参阅雪珥著作《国运1909》）。

辛亥之后，到了民国，老袁“草庐三顾”，老康忸怩作态，总算出了点治国高着儿：尊孔读经，救世拯民，将儒学说到“国教”的高度。后人多认为这是康圣人的思维没能与时俱进的原因，老袁却明白这无非是康某自我定位为“教皇”。两边未同床、先异梦，到了老袁大做洪宪春梦时，康圣人天然是要站出来反对的，却无心插柳，被多年的宿敌革新党暂时纳入了统一战线之中。

更令康圣人喜不自禁的是，主任组织他下榻在西湖边上的“水竹居”，即刘庄——这片拥有无敌水景的杭州最牛房地产，原先的主人正是康有为的另一死对头刘学询。康有为便约请了同在杭州的徐致靖，到刘庄同住，共享成功的高兴。

此刻的刘庄，现已成了民国政府的公产。早在1905年，刘学询因为借款问题，被债主“大清银行”拖上了法庭，官司久拖不决，一进入民国，军政府粉墨登场，立马就接收这一债款，直接将刘庄没收充抵。在公有民享的堂皇名义下，新贵们也能到这天堂般的奢华别墅中花差花差，宛如阿Q同志在秀才娘子的宁式大床上翻云覆雨。

这个被康有为咬牙切齿的刘学询，却是他的广东老乡。康有为自承其宗族“南宋时，自南雄珠玑里，始迁于南海县”。吊诡的是，康、刘二人，再加上孙文、梁启超，四位叱咤风云的老迈，听说都是源出南雄的珠玑古巷，“黄花满地缀珠玑，广府人称是新居”。

一根藤上结出来的瓜，质地相仿，品相却有不同。刘学询、康有为、孙文构成杂乱的三角关系，恩怨情仇好像就是我国近代史的写照，不时扯动着我国的政经全局。

赌王“刘三国”

三人中，刘学询实是纽带：他与康有为是死敌，两边乃至动用刺客，必欲置对方于死地，康抢先一筹，刺客当胸打了刘一枪，刘重伤后幸运逃生；而刘与孙文却是哥们，来往亲近，孙乃至要推举刘在革新成功后“或为大总统，或为帝王”，国民党党史专家们解说这无非是总理先生的革新手腕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