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国际酒店经营者和建筑师们都经历了什么？

1982 年，贝聿铭在北京香山公园的那场实验并不顺利。

最初北京市政府为这位曾一手打造出汉考克大楼的华裔建筑大师在故宫旁选了一块地，希望能为开放国门后涌入的外国游客建一座摩天大楼式的宾馆。但贝聿铭表示无意破坏北京城的旧城肌理，转而选址远离市区的香山公园。甲方对最终白墙灰瓦的饭店并不买账——它看起来一点都不“摩登”。

Dale Keller 是香山饭店的室内设计者，他的回忆同样不愉快。空调的位置是他们与甲方的僵持点之一，甲方明确表示，所有的空调都需要放置在显眼的位置，让人一眼看到就能信服这是一间高规格的住所。而 Daele 则坚持尽可能地隐藏这些科技与人为的痕迹，这样才能与贝聿铭总体苏州园林式的设计风格相洽。

所有这些历史都成了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罗坤(Cole Roskam)的研究素材，他于 4 年前开启一项研究，追溯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各地拔地而起的国际饭店和它们的缔造者。

早在七十年代初期，随着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开放的信号释放，出国考察的中国官员对现代化的居住空间叹为观止。一个理想中的国际饭店，关乎建筑高度、客房数量、造型、外立面、现代化的电器，或是先进的建造技艺。

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一则信号。“那些越是看起来摩登、大型，越是能证明这片土地已经走出文革浩劫的阴霾，开启四个现代化进程的项目，越是能获得政府支持。”罗坤对记者说。

香山饭店内景(图片 / 罗坤)

　　怎样才是现代化的“面孔”

1978 年，中国的入境游客数量达到了180多万，这超过了前二十年中国接待游客数的总和，1979 年更激增到了 420 多万，而当时北京只有 7 间涉外饭店，达到接待标准的只有 1000 个床位。人们意识到急需建立一批符合国际标准的饭店，但很少人知道它应该长啥样。

1979 年，第一批引入外资的三个试点项目获批，001 号是中国航空食品公司，002 号和 003 号是北京建国饭店和长城饭店。国务院成立了“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

国际饭店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可控的小空间，罗坤称其为一个个“迷你的经济特区”，商业贸易可以在这个舒适现代化甚至社会的空间内静悄悄地进行，而被门卫拦在门外的普通人并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幢幢抬头仰望会掉下帽子来的现代化奇观。

“你们那个充其量是招待所，不是饭店!”陈宣远(Clement Chan Jr.)是建国饭店的缔造者，这个美籍华人在与当时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侯锡九争论饭店管理权时，毫不客气地指出北京的饭店设施落后，毫无管理经验可言。罗坤收集到北京饭店的设计草图，可以看到当时国内设计师，甚至没有为客房规划出独立的洗手间，公共的洗手间被设计在楼道的尽头。

1970 年代，陈宣远在旧金山唐人街的那座拥有 566 间客房的酒店已成为中国内地官员赴美的一个到访之处。“建国饭店几乎可以被看作旧金山那间的复刻，实际上，当年的甲方要的就是那个复刻”，罗坤说，建筑本身的结构并不新鲜，与北京饭店东楼相比，建国饭店的尺度要小得多。

但建国饭店拥有当时一流的酒店设施，包括游泳池、喷泉，和北京第一家法国餐厅杰斯汀Justine’s，每一间客房都配备有彩色电视机和拨号电话。“陈宣远很清楚当时中国建造施工的水平，也明白中国官员想要的是什么，建国饭店的成功在于它满足了一整套对‘现代化’的想象。”

建国饭店获得巨大成功，开业后一年的入住率都保持在 95% 以上。跨国银行的代表住在这里，并在一楼办公，这里也一度被称为北京的“华尔街”。

夏伟(Orville Schell)曾在 1983 年为《纽约时报》的一篇撰文中详尽描绘建国饭店门后的世界：

　　“壁毯覆盖了每一面墙，客房内是成套的窗帘、床单，上面印着的植物图案让你联想到的不是中国，可能是遥远的格陵兰岛。客房的浴室里是产自中国的黑白大理石拼贴——这可能是极少数能让你回想起自己还身处中国的一丝痕迹，特大号的床是美国进口的，彩色电视机、独立空调、拨号电话和有着金色链条的美式吊灯，推开移门走到阳台上，你能看到饭店花园中水池里喷泉的波光粼粼。”

用夏伟的话说，当保安为你推开饭店那扇玻璃门，“似乎中国已被甩在了身后，你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被阻隔在门外的不只是中国的街道、车流或是空气，还有人。“私家车司机站在喷泉旁等待着小费，一旁站着的是普通百姓，他们透过落地窗向内凝望着明亮的大堂。”

中国官员对现代化的另一种想象，除了摩天楼和玻璃幕墙，还有每小时可以转一周的旋转餐厅。

中国第一间旋转餐厅在南京金陵饭店得以实现——“璇宫”。这是继 1967 年 John Portman 在亚特兰大设计建造的凯悦酒店，以及 1981 年的香港合和中心之后全球第三个同类建筑物。

罗坤找到了当年参与设计的一位香港建筑师，他在设计沟通会上发现了几位北京来的“合作代表”。代表们在会议中竭力劝说大家降低金陵饭店的高度，以及放弃旋转餐厅的设想。“他们可能希望，最先进的技术和国内第一高楼的记录应该诞生在北京，而不是南京”。

璇宫位于 36 层，配备了国内第一部高速电梯，从底部直达璇宫只需要 29 秒。最初如所有的国际饭店一样，金陵饭店并不对公众开放，人们排队购买璇宫的入场券，再由服务生带领搭乘电梯，在 36 层的高度俯瞰城市。

有着玻璃幕墙的北京长城饭店(图片 / 罗坤)

1986 年的金陵饭店鸟瞰图(图片 / 南京地方志)

票价三元的璇宫入场券(图片 / 孔夫子)

这段历史的典型见证者之一，还有更为晚近的上海商城，它也被称为“上海波特曼”。

波特曼的缔造者就是 John Portman。1979 年中美邦交正常化，邓小平正式访美期间曾下榻 John Portman 设计的亚特兰大威斯汀桃树广场酒店，后者也是当年全球最高的建筑。之后，John Portman 就在香港开设了第一间国际办事处。

罗坤在 Portman 公司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个项目最初的设计稿，一开始这只是一座简单的酒店。但之后的版本中，它成为一座“城中之城”。历经多次反复，最终方案是一个高达 152.1 米的“山”字形建筑，八层的裙房内包括一座能容纳 1500 个观众的剧院，一个三层的购物广场，三万平方米的高档办公区，以及中庭展场。无需走出这座“微型城市”的大门，在建筑内部就可以获得城市所能提供的几乎一切功能，从居住、餐饮、零售、娱乐、商业、文化，到办公，这一连串“浓缩的都市体验”就是为上海波特曼所定义的“现代性”。

上海商城最初计划选址外滩，但因该地区较为松软的土质而作罢。最终，官员和建筑师选定了一处位于中苏友好大厦北部的地点，后者也就是如今的上海展览中心。这座始建于 1955 年的建筑具有“冷战”风格，与上海商城站在南北向的轴线上。

“官方对于这一批国际饭店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无法判断究竟这些微型的经济特区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社区邻里，和更广大范围的城市空间。这些静悄悄的变化是否会催化城市的转变?这对官方的管理也提出了挑战，没人能预判。”罗坤说。

　　建筑师的挑战与困惑

香山饭店是贝聿铭回国后第一个设计项目，团队内部成员在描述它的受重视程度时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参与草图阶段的讨论”。

18 岁就离开中国、50 多岁才回来的贝聿铭想在香山饭店追寻一个具有中国传统建筑价值的“现代性”。

香山饭店由三至四层的翼楼组成，围绕中央大厅展开，与生长了几个世纪的雪松、柏树、云杉比邻。罗坤赞扬他对“本地性”尝试的勇气，“对于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而言，谈历史、传统是敏感的，走过‘破四旧’的人会条件反射地联想到这是封建残余”。

贝聿铭对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借鉴在当时的建筑学界和业界引发激烈讨论，特别是他将江南的建筑风格移植到了北方。一些人认为贝聿铭对建筑帝制时期建筑语言的借鉴是一次突破，回溯建筑历史和传统文化。而另一派则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在技术上更先进、视觉上更抢眼的建筑方案，这需要如贝聿铭一般的国际知名建筑师的贡献——尽管在如今看来，选择用苏州园林式的美学体系在北京打造一座全然不同的建筑，这种“混搭”并不能算得上是“在地”。

“你得记住，这批建筑诞生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党内有支持改革派和相对保守派，他们关于改革的速度、尺度和改革的方式争论不休。”罗坤说。

苏州博物馆模型前的贝聿铭(图片 / PBS)

但更现实的挑战可能是，建筑师的设想到底能不能实现。

语言是一个问题。罗坤采访到了当年曾为长城饭店工作，并受雇于其中一个投资方 Unison Group 的美国人，他凭借流利的中文成为来自美国贝克特的建筑设计师与中国施工方之间的翻译。当时，像这个美国人那样担任专职国际饭店建筑沟通的“翻译”还有很多。

语言的障碍能够被克服，但文化差异和建造技术的不同同样造成阻碍。罗坤举例铺设线路的流程，美方是先铺设管道，再用混凝土覆盖，而当时的中国工人们会先铺好水泥，等到需要安装线路时再挖开一条管道埋线，之后再封上水泥。

其实，在 1981 年至 1984 年建造的长城饭店原本的设计稿中，其顶楼就有旋转餐厅——远远早于金陵饭店的设计——但当时的中国工人不具备技术支持，反复多次最终未果。双方都非常沮丧，只能放弃。

“让美国的工人进入中国现场来施工，无疑是太过敏感了。”罗坤说。

山字型的“上海波特曼”

　　国际饭店门后的世界

与其说这一历史时期的国际饭店是服务业，不如说它们是一个试验场。这些现代化的室内空间、酒店设施和其间发声的商务活动可以在室内静悄悄地发生，普通人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这一时期的国际饭店都采用了严格的门禁制度，能穿过大门走进来的是外籍人士和官员们，或是来自香港、新加坡的投资商。

罗坤曾采访到一位在南京出生成长的记者，她回忆小时候和父母专程穿过城市跑来看这座高楼，他们知道顶层有一个能旋转的餐厅，但他们无法进入饭店的大堂。

建国饭店的创始人陈宣远(图片 /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夏伟称建国饭店被门卫严格看管的是一片“特权者的绿洲”(An Oasis of Privilege in China)，他采访到了陈宣远，后者在电话里坦诚：“如果我让打开大门，数千人会涌进这里只为了喝一杯茶，然后就会四处闲坐，吹着免费的空调打发掉一整天的时间。这样没办法做出一个一流的国际饭店”。

罗坤曾引述《北京日报》在 1981 年的一篇报道，“北京饭店坚持抓反腐蚀教育”，记录北京友谊宾馆在培训中国员工时，提醒大家要提高“免疫力”，特别是对客房内客人遗留下来的物件，比如《花花公子》等“黄色书刊”。

《时代》杂志封面的皮尔·卡丹

政府一方面试图打造现代化的视觉符号，一方面希望能隐藏由改革带来的负面作用，“但中国人民很难不注意到他们身边隆隆巨响中的空间变化和社会变化，许多人逐渐不满为什么自己被这样新的庞然大物拒之门外。”

建国饭店被当作一个理想的范本进行宣传，《人民日报》曾在 1984 年头版头条报道了这家饭店，从经营模式分析到赞扬酒店的缔造者成功邀请到香港半岛集团进行专业的员工培训和酒店管理，国家旅游局继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全国饭店学建国”的活动。

国际名流成为最早国际饭店的座上宾。尼克松、安迪·沃霍尔、伊丽莎白·泰勒、格里高利·派克都曾下榻北京饭店。1981 年，皮尔·卡丹在这里举办了第一次面向公众的时装秀。两年后，他在崇文门饭店的二层建起巴黎马克西姆西餐厅的“分号”。在此之前北京只有“老莫”和新侨饭店等俄式餐厅。马克西姆的一桌法式大餐需要上百元，而当时普通市民的月薪只有几十元。

皮尔·卡丹在马克西姆西餐厅(图片 /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当年北京的国际饭店是摇滚乐手的发声地，有人戏谑“摇滚并不接近人民，摇滚只接近马克西姆”，“崔健们”早年在此演出，外国游客是他们最早的一批观众。

由霍英东投资 5000 万美元的广州白天鹅宾馆是个例外，它被形容“是亲民的”。

1000 套客房、菱形的建筑结构内有一个结构复杂的三层中庭，其中含有室内瀑布，传统帝制时期的亭台与水池。这座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个完全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饭店，还引进了当时先进的计算机酒店管理系统。

白天鹅宾馆较早对公众开放，甚至有民众专程前往去看这里簇新的洗手间。罗坤在香港大学上海学习中心策划了一次展览“空间改革：国际饭店在中国 1974-1990”，展览现场展出了他在孔夫子等渠道淘到的 1986 年的白天鹅宾馆的婚礼请柬。八十年代中期，这间饭店已经向社会开放，租用场地举办活动。

广州白天鹅宾馆(图片 / 罗坤)

1991 年，美国公民被允许在中国领养儿童。白天鹅宾馆因为靠近美国驻广州领事馆，许多领养人为了方便办理手续大多选择在此下榻。白天鹅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婴儿酒店”(Baby Hotel)。宾馆还与跨国玩具公司美泰合作，在领养人的客房内设置婴儿车，并在酒店公共区域设置儿童乐园。

　　后来，它们被忘记了

三十年后，人们当初被拦在门外大排长龙的国际饭店似乎被遗忘了，人们仍然能在携程、TripAdvisor 等网站上订到这些宾馆，但点评中常见的高频词是“老派”、“设施老旧”和“服务态度傲慢”。

早期建筑技术的缺陷往往带来高昂的维护和改造成本。贝聿铭的代表作汉考克大楼，一度因为玻璃幕墙的脱落催生了一支奇特的维护工队，工人们站在街头，用望远镜“监测”每一片玻璃幕墙的颜色变化，以预判和及时更换有问题的玻璃。

波士顿汉考克大楼破损的玻璃幕墙(图片 / The Globe Collection)

第一批摩天楼式的国际饭店在中国诞生，大部分城市还没有出台高层建筑消防规范，白天鹅宾馆一度被要求进行消防整改。一些被评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国际饭店难以加设地下停车库，而在改造重建时发现并未保留当时的图纸，或是图纸与最终施工后的结果差异巨大。

建造国际饭店热潮中同样伴有对酒店管理人才的培养。建国饭店在最初的五年间由香港半岛集团进行酒店管理与员工培训。早在 1980 年，第一批由 5 人组成的公派酒店管理专业留学生赴夏威夷旅游管理学院学习。1982 年，中国酒店史上首个酒店自办专科学校“丽都培训学校”正式创办，首期招募了 530 名学员，两年的培训后，第一批毕业生进入全国酒店“开荒”。

丽都饭店由新加坡华人富商罗新权投资 8000 万建造，后期追加投资至两亿元。1994 年，罗新权将丽都转给李嘉诚。这几乎是所有国际饭店的模版：外资或侨商带来资本，中国政府提供人力、土地或一部分的资金，建筑师提供技术支持。

但总体而言，内地的酒店职业技术培训仍然被长期忽视和低估。香山饭店由中国政府管理，建国饭店则邀请了半岛酒店的专业管理团队负责员工培训和管理。长城饭店也是如此。

随着中国加入 WTO，第一批中外合资的国际饭店在主动出击的国际酒店巨头和本土品牌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假日集团、喜来登、希尔顿、雅高、香格里拉、半岛、凯悦等三十余家酒店管理集团早在 1980 年代末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它们更为灵活，也更为激进。

国际饭店在此后受制于体制。它们大多为合资属性，大致上是中方占 51%，外资占49%。合资合同延续 10～20 年，之后通过协商将控制权收归国有。是否能跟上市场的脚步，各家面临的状况皆不相同。

Gensler 为上海波特曼设计的“丽嘉阁”(图片 / Gensler)

曾经的上海商城如今的波特曼丽思卡尔顿酒店曾在 2016 年邀请 Gensler 设计了酒店大堂里的“丽嘉阁”(The Ritz Bar & Lounge)，希望这个内部的公共空间可以吸引来者，但你在携程上仍然能看到人们批评公共空间的华丽之下陈旧的客房设施。

香山饭店的命运更落寞一些。由于其历史背景，香山饭店仍然承接大量会议，北京旅游局缺乏管理，没能好好维护，贝聿铭也再没踏足过这个曾从草图阶段就全程追踪的饭店。

早期代表了开放和争议的国际饭店们，结局莫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