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票2毛钱的年代 人们是如何旅游的？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旅游业也经历了起飞、赶超和跨越的40年历程。

　　从缓慢的绿皮火车，到时速两百公里的高速铁路，从设备简陋的招待所，到格调精致的高端酒店，从鲜有人问津的旅游景区，到熙熙攘攘的古城古镇……旅游已经从曾经遥不可及的奢侈享受，成为了大众生活方式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祖国大地上璀璨多彩的风景，与那些同中国旅游一起成长的亲历者，见证了中国旅游业40年的历史变革。

　　改革开放40年的旅游变迁：凤凰网旅游推出的业界观察专题，从行业专家到景区讲解员，从知名旅游人到普通游客，用不同的视角为你讲述真实的40年旅游故事。

　　本期我们邀请到中国旅游报社前总编辑高舜礼，分享他的四十载旅游路。

　　1978年，我正在县城读高中，不知不觉间岁月已经走过了40年，我从一个不知道“旅游”为何物的高中生，成了一名年过半百的资深旅游人。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40年来旅游业的变化，最贴切的大概就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那个老百姓都不知道“旅游”为何物的年代，或许谁也不会想到，40年后，旅游竟会与自己的生活产生如此紧密的联系。如今，旅游不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普通民众已成为旅游的主体，全国年出游数量达到惊人的50亿人次，人均每年出游3.7次，可以说旅游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刚刚过去的狗年春节，因为大量游客涌入海南旅游，却因大雾天气影响无法返程，海口轮渡码头竟然拥挤了数以万计的家庭轿车，等待着被摆渡到对岸，返回公司上班，这种场面也正是大众旅游市场火爆的印证。

　　回顾40年来的旅游变化，似乎一下子把我拉回了历史上的某个时刻，回到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回首这些往事，一种时光穿越、恍如隔世的感觉涌入心头。

　　在我的中学时代，旅游对学生来说是遥不可及的陌生概念。课本上有一两篇精选的游记，那是从古到今的少数名人所为，读起来十分优美，但从未想过自己也能去到那样的远方。

　　每当暑假过完，只有极个别同学去了周边的青岛或济南探亲，当我听到他们逛了海滨栈桥，洗了海澡，游览了省会的趵突泉、千佛山，虽然让人心生羡慕，但对于我来说，那仍然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情。

　　而对于如今的学生们来说，旅游已经成为了他们假期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我的孩子在小学三四年级时，同学之间就开始相互“晒”假期旅游的目的地，有的人去了名山大川，有的人去了海外观光，他们大概也不曾想到，这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于几十年前的我们来说几乎是一种奢望。

　　当年有幸出去旅游的人，除了极个别的特殊职业者，或者有远房亲戚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近程游，出行距离比较短，超过500公里的就已经很少了。

　　1980年，我从沂蒙山区考到省会上大学，那时周末游览就是在城里的公园转转。虽说黄河就在城北郊区，但还是觉得交通不便，直到学校组织去校办农场收麦，我才与同学结伴到了黄河岸边。

　　赫赫有名的泰山就在我从家返校的途中，却直到1983年几个同学才结伴攀登这个“五岳之首”，还累得大家腰酸腿疼了10多天。

　　如今，在校大学生旅游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我在丽江束河古镇遇到过一些学生，他们会利用假期时间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有的还一边打工挣钱、一边旅游度假。

　　北大的山鹰社成员还会去攀登珠穆朗玛峰以及世界上其他高山，在探险旅游中锻炼意志、增长才干。

　　还有一些高校学生则通过研学旅游、修学旅行，践行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生活。

　　到上世纪90年代初，旅游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但其中一大部分只是顺道游、就便游，而不是计划游、专程游。

　　我有一个亲戚是商业系统的采购员，当年每月都可以离家出差，参加各种订货会、展销会，他在商务活动之余，常常会顺便游览当地的名胜古迹，如苏州虎丘、拙政园，杭州西湖、灵隐寺，庐山、黄山、以及黄果树瀑布等，隔段时间就拍回一些纪念性的风光照，很是令人羡慕。

　　当时的我曾想过，如果毕业后能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就太好了。这种心态在当时的青年人中非常有代表性，那是正在解决温饱的过程中，人们没有多余财力去支付旅游，但又很想去旅游的一种精神状况的写照。

　　从旅游业发展的阶段看，最初，喜欢游览名山大川的以海外旅游者为多，当时国家依赖旅游去赚取外汇；到80年代中后期，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居民家庭收入增加，国内旅游便起步发展了，接触旅游的老百姓开始增加，但旅游愿望并非普遍强烈，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

　　记得1988年春，我与读研究生的三位同学做了一次40多天的访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研学旅游。

　　当时，校方给予每人400元的补贴，其余的花费由个人承担。我们从北京出发，沿黄河中游考察，到了郑州、开封、洛阳、西安、兰州、敦煌、银川、呼和浩特、大同、太原等地。这趟访学对于我们三个人来说意义非凡，但在其他同学看来，虽说羡慕，却仍然没有选择走出这一步，这也是因为出游愿望不够强烈所致。

　　在我看来，不管是从三四十年前还是近一二十年，交通工具的不便利对于旅游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年，飞机航线航班很少，机票也十分昂贵，远远不是普通百姓能够承受的。

　　火车大多还是烧煤的绿皮慢车，500公里就要走一天或一昼夜。对于当年的我来说，从西安到兰州那火车近30个小时的火车硬座，颠簸到屁股疼、浑身酸痛的感觉，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而如今这两地之间运行了高铁，时间缩短到了2小时41分。

　　那时的长途汽车也不是今天高速的概念，而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与戈壁路，几百公里的路途需要跑上20多小时。从敦煌到兰州、从伊犁到吐鲁番，车子颠簸摇晃到波澜壮阔的程度，激起的尘土灌到车厢里就如同最严重的沙尘暴……在这种状况下，旅游已很难说是一种享受，感受更多的是一种痛苦。

　　1996年，我在国家旅游局工作，有一次出差从北京到昆明，40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卧，虽然沿途浏览了无限风光，但旅途的枯寂和疲乏也是空前的，时间耗费更令人觉得可惜。

　　今天很多人都在提“快旅慢游”的概念，说到底，这个词也是从痛苦的旅游体验中总结归纳出来的。

　　旅游住宿在这几十年中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饭店数量非常少，质量也不堪一提，连少量外国游客的住宿需求都难满足。一些前来北京旅游的外国游客，有的甚至需要夜间打地铺，或是被拉到天津去住宿。

　　后来通过大量引进外资建设酒店，旅游住宿短缺问题逐步缓解。近10年，则出现了中国高星级酒店的硬件水平普遍领先国际的状况。

　　对大众旅游者来说，星级酒店最初是一个“高大上”的概念，人们偶尔外出旅游，一般住的都是国营宾馆和招待所，而在近10年来，国内游客才大胆地跨入了星级酒店的大门。

　　记得第一次去美国时，住在马里兰大学的校舍和郊区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大车店”（经济型酒店），条件类似于国内招待所；第一次去瑞士时，住进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招待所，那基本上是国内招待所的复制版，浴缸大概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大约有1米高的浴缸，若想跨入，夸张点说必须后撤一段距离，再“助跑”才行。

　　之所呈现出这样的住宿条件，主要原因还是经济实力不强、出国经费短缺。近几年出国，明显感觉到住宿条件已经改善许多。

　　那个时代的旅游虽然简陋，但也有许多令人回味的东西，并非只有艰苦与困顿。今天十分昂贵的景区门票，在当年却是极为低廉的。如今那些知名的5A级景区，曾经门票却大多只有几毛钱。

　　前些时候，我翻腾书柜时找出了几张老门票：清东陵3角，孔府2角，北京植物园3角，大钟寺2角……我清楚地记得，1988年，莫高窟已经实行“双票制”，普通票价5角，专业票价6元，那大概是当时全国最贵的票价了。

　　在那时的旅游市场，欺客宰客的现象很少发生。1988年，我们沿黄河中游那次40余天的游学，游历了6个省区、近百处大小景点，只看到了一次抢夺游客背包的治安事件，还有个别景区有摄影摊点圈占核心位置的现象，再没有遇到什么坑蒙拐骗、围追兜售的情况。

　　想起许多年前，在敦煌月牙泉边，一位中年女性摄影师热心地帮助游客留影或拍合照，还谢绝外国游客对她的酬谢。她说，外地人来旅游不容易，举手之劳不应该嫌麻烦。这样短短的一幕，虽已过去整整30年了，但回忆起来仍然觉得十分清晰。

　　在我看来，如果你是旅游业的从业者，应该像月牙泉边的那位女摄影师一样，去做一个助人为乐的人；若你是不时外出的旅游者，应该做到文明出行，以此来回应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所给予你的美好。

　　改革开放的40年，在历史长河中或许只是一瞬间，但对于一个人普通人来说，却接近于人生的一半。作为旅游行业发展过程的亲历者，我感佩与珍惜这一历程。

　　作者：高舜礼，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曾任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综合协调司副司长，挂职云南省怒江州政府、省旅游局，曾任中国旅游报社总编辑、社长。 曾作为旅游行业和部门的代表，全程参与了中国加入WTO谈判；推动和参与《国民旅游休闲纲要》起草，构建假日旅游工作机制，设立中国旅游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