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因为狂妄，人类如今怎会无处躲藏

　　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长、地球之主宰，以规训万物为傲，甚至宣告世界已经进入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世”，声称决定未来的不复是自然之功，而是人类之力。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恩格斯）

　　一场疫情，一次虫灾，一次地震或海啸，一场大火或暴雪，就能轻松证明人类的脆弱与无力。

　　对地球而言，人类就是一种寄生生物。人类群落无限扩张和蔓延，带来了全球变暖、物种灭绝、森林消失、水体污染、土壤腐蚀、垃圾围城、雾霾压顶等恶果。“为此，地球启动了针对人类的免疫反应，而病毒可能就是大自然的清除手段。”（理查德·普雷斯顿）

　　对这群地球上的幸存者，大自然不止一次发出过预警，但人类却毫不在意。“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黑格尔）

　　如何让人与自然、人与生命、人与人和平相处？

　　人类除了要修正三观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也亟需补习第四观——自然观。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就是，人要顺应天地万物之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应时而动，行有所止，心存敬畏。

　　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2020年的头两个月对于很多人来说，显得过于漫长。

　　正如加缪在《鼠疫》中所写的那样：“人们开始感到恐惧，同时也开始思考。”除了思考疫情，人们也在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

　　“尤其对于正在精神成长期的90后和00后，这或许是人生的第一次危机时刻（此前遇到的最大危机或许是失恋或考试不及格），可能因此萌生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思考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学者王晓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

　　《沉睡的吉卜赛人》，1897年，亨利·卢梭作品。

　　病毒可能是大自然

　　清除人类这种寄生生物的手段

　　除了《鼠疫》，美国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也是疫情时期很多人重读的书。

　　该书的第一章就把读者带回40年前的1月，故事从一个叫夏尔·莫内的法国人讲起。夏尔·莫内在位于肯尼亚西部的一个糖厂工作，此前的圣诞假期，他和一个朋友驱车去埃尔贡山野营，并在元旦这天探访了奇塔姆洞——夏尔·莫内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感染了马尔堡病毒，因为这个洞穴是他和另一个感染致死者的唯一交集之处。

　　根据《血疫》改编的同名电视剧

　　探访奇塔姆洞后的第七天，也就是1980年1月8日，夏尔·莫内开始发病。他的眼珠变成了鲜红色，越来越像一具僵尸。他搭乘肯尼亚航空的一趟通勤航班前往内罗毕就医。在飞机上，他开始呕吐，吐出所谓“黑色呕吐物”，这是因为病毒在他体内开始“极度扩增”。

　　支撑到内罗毕医院后，他终于倒下。“急诊室的其他病人慌忙起身，避开地上的男人，大声呼叫医生，他周围的血泊迅速扩张。致命病毒摧毁了宿主，此刻忙着钻出他身体的每一个孔穴，正‘试图’找到新的宿主。”

　　“《血疫》的第一章，是我这辈子读过最可怕的。”被誉为“当代惊悚小说之王”的斯蒂芬·金曾这样感叹。

　　放大约10万倍的马尔堡病毒 / 维基百科

　　马尔堡病毒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丝状病毒。它来自非洲，却有个德国名字——1967年，这种病毒在德国马尔堡一家药厂暴发，因此得名。携带病毒的是从乌干达进口的实验用猴子。1976年在刚果（金）被发现的埃博拉病毒，也就是《血疫》一书的主角，也属于丝状病毒家族。

　　“你越是琢磨高危病毒，就越会觉得它们不像寄生生物，而是越来越像猎食者。猎食者的特征之一就是会无声无息地潜行，有时候会潜伏很长时间，而后突然暴起袭击。”书中这样写道。

　　《血疫》截图

　　在用文字最大限度地展示了病毒的可怕（当然不免有夸张之嫌）之后，普雷斯顿在最后一章写下推论：

　　对于地球而言，人类是一种寄生生物——“人类的泛滥仿佛感染，混凝土的坏死点遍布全球，欧洲、日本和美国犹如癌症的烂肉，挤满了不停复制的灵长类动物，人类群落无限扩张和蔓延，很可能会给生物圈带来大灭绝。”

　　为此，地球启动了针对人类的免疫反应，试图清除这种寄生生物的感染，而病毒——包括艾滋病病毒在内——可能就是大自然的清除手段。

　　“我猜艾滋病恐怕不是大自然展现出的最强力量。”读到普雷斯顿这句话时，你可能会觉得细思极恐。

　　如果我繁盛，你们也将繁盛

　　如果我衰败，你们也会衰败

　　甚至更糟

　　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

　　在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现象，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的“报复”。但那时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尚未充分显露，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进入20世纪，尤其是进入当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欲和掠夺性开发变本加厉，自然条件空前恶化，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

　　2014年2月8日，玻利维亚贝尼省，洪水泛滥，牛群被困，无处可去。/ 视觉中国

　　在奈飞（Netflix）与金牌自然纪录片制作组Silerback Films合作的8集纪录片《我们的星球》（Our Planet）第一集，担任旁白的英国生物学家、BBC主持人兼制片人戴维·阿滕伯勒讲述道：

　　大约一万年前，当人类建立第一个定居点时，人类周围的世界，包括陆地和海洋，都充满了生物。世世代代，这个稳定的伊甸园，培育了我们不断发展的文明。

　　但随即他又话锋一转：

　　然而，如今，在仅仅不到100年间，一切发生了变化。在过去50年里，野生动物数量平均下降了60%，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自然的稳定性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是《我们的星球》列举的数据：

　　热带雨林正以每年15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

　　和1980年夏季相比，两极海冰的覆盖面减少了40%，预计到2040年，北极将再无冰川；

　　全球渔业资源正在急剧减少，其中1/3已经完全消失；

　　2016年至2017年间，超过1000公里的大堡礁白化，而全世界一半的浅海珊瑚礁已经死亡，余下的可能在未来几十年消失殆尽……

　　《我们的星球》截图

　　也因此，有豆瓣网友评论道：“70%以上的解说都是负能量的报数字，什么时候北极冰川消失，什么时候野生红毛猩猩灭绝。这不是一部展示地球之美的纪录片，这是一部告诉你再不做点什么大家马上就全部玩完儿了的警告片！”

　　美国生物学家B.康莫纳曾经写道：

　　我们自称先进，并宣告已逃脱了对环境的依赖。在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地区，一个游牧部落的成员，只有从找到的一根草茎中才能榨出水来，而我们只要打开自来水龙头，水就来了。

　　我们走的不再是无路可循的荒野，而是城市的街道网。我们不再追寻阳光取暖，或者躲开烈日避暑，只要利用这样或那样的机器取暖或降温就行了。这一切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思想，即我们已经创造了自己的环境，不再需要自然环境了。

　　在热切探寻现代科学技术利益的过程中，我们几乎产生一种致命的错觉：我们已经最终逃脱了对自然平衡的依赖。而事实是可悲的，截然不同的。我们依赖于自然界的平衡，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

　　有一个这样的说法：若将46亿年的地球史凝缩成一天24小时，人类不过是零点前几秒钟出现而已。

　　大自然不需要人类，人类却离不开大自然，公益纪录片《大自然在说话》用大自然的口吻说道：“是的，你们的未来取决于我——如果我繁盛，你们也将繁盛；如果我衰败，你们也会衰败，甚至更糟。”

　　图 / 大自然在说话官微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非典’和禽流感相继暴发，应当引起我们对现行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如不能制止严重破坏自然平衡的行为，不能与生物界和谐共存，人类可能会像恐龙一样因‘特化’走向灭绝。”

　　这是2004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原校长殷鸿福提出的看法。他指出，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研究生物演化史得出的科学结论。

　　殷鸿福的推论过程是这样的：生物界的消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通过全面进化，旧物种不复存在，演变为更高、更新的物种；另一种是未能绵延后代而绝灭。从猿到人的演变属于前者，人猿消亡了，却产生了更高级的人；恐龙的灭绝则属于后者。

　　库布里克电影《2001太空漫游》截图

　　引起恐龙灭绝的内因是“生物特化”。所谓生物特化，是指不与自然平衡，造成生物体某一方面非自然地过度发展。

　　比如某些物种个体增大是一种特化现象，它是生物演化上升的表现之一，但并不是越大越好；这些物种只适应于特别优越的环境、要求更多更好的食物。

　　恐龙就是这样的物种，它一度是统治性生物，适应性和抗灾变能力却不断减弱，一旦环境突变，便走向绝灭。

　　而人类也有着“特化”的风险。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繁殖加快，对肉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们获取肉食的方式，日益依赖人工食物链，即工业化生产的家禽家畜。

　　“这种高密度、统一饲料、速长速肥的生产方式远离自然，再加上激素、催肥剂的使用，使动物抗灾变机能降低，易于染疫传疫，导致口蹄疫、疯牛病、禽流感频发。”殷鸿福说。

　　恐龙的骸骨被留存在博物馆中。/ unsplash

　　“非典”暴发的17年后，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再次意识到人的脆弱、当代城市生活的脆弱，并进一步反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比如，学者黄灯认为日常生活中制造垃圾、不理性消费、无意识犬儒等都是“平庸恶”的一部分：

　　我越来越意识到，在技术的无限可能下，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坚固的经济GDP所制造的繁华城市，也许只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幻影，我们拥有太多的盲点，人类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和自信，在喧嚣炫目的生活方式下，我们必须追问一个根本的问题：

　　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生活？我们到底该如何自处和与他者相处？也许，当下能做的，就是建构一种更为健康、理性、简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培养真正适应城市规则的公民，否则，所有人必然共同承受不堪代价。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让我们看看梭罗是怎么生活的：“我发现，每年之内我只需工作6个星期，就足够支付我一切生活的开销了。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我自由而爽快地读点儿书。”

　　瓦尔登湖 / 维基百科

　　他的木屋是自己建造的，总花费28.125美元，屋子里的家具“包括一张床，一只桌子，三只凳子，一面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把火钳和柴架，一只壶，一只长柄平底锅，一个煎锅，一只勺子，一只洗脸盆，两副刀叉，三只盘，一只杯子，一把调羹、一只油罐和一只糖浆缸，还有一只上了日本油漆的灯”，仅此而已。

　　当然，你大可以不赞同并觉得“矫情”，但没关系，尽管去过你的生活吧，只要不是把所谓的“生活方式”当成生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