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街的压水井，纪念一个普通的医生

　　在伦敦苏荷区的宽街（Broadwick Street）和莱克星顿街交汇处，有一家名为“约翰·斯诺”的酒吧（John Snow Pub)。这家酒吧门外，有一口缺了手柄的黑色压水井。

　　游览伦敦的人，几乎都会造访时髦的苏荷以及这一带的中国城，但大多数人错过了这间酒吧，更不晓得这口平淡无奇的老水井，曾深刻改变过整个英国，并影响了整个世界。

　　约翰·斯诺酒吧门外，有一口缺了手柄的黑色压水井 曲玉萍 图

　　宽街39号的酒吧老木门上镶嵌着当年纪念斯诺和压水井的铭牌 曲玉萍 图

　　19世纪中叶，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英国仿佛登上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首都伦敦更是充斥各种机会，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关于这一时期，查尔斯·狄更斯有过最精辟的概括：“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在直登天堂，也在堕入地狱。”

　　一幅老手绘图形象描绘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期伦敦的贫富差距 曲玉萍 图

　　财富的原始积累，往往以牺牲健康和环境为代价。贫民窟糟糕的生活环境、卫生习惯、匮乏的医学常识以及落后的公共管理体系，终于给了金玉其外的日不落帝国致命一击。

　　1854年的秋天，英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传染病事件，仅仅10天不到，伦敦市中心就有500人死于霍乱大爆发。当时，人们对于霍乱是如何传播的一无所知，都以为罪魁祸首是瘴气，或者被工业污染的空气，就连著名的“公共卫生之父”埃德温·查德威克也支持这种理论。但是，有一个叫约翰·斯诺的医生，却对此表示强烈质疑。

　　他出身于约克一个煤厂工人之家，之前曾在伦敦西敏寺医院工作，并被英格兰皇家外科学会吸收为会员。于1844年获得伦敦大学颁发的医学博士学位后，加入了皇家内科医师学会。

　　年轻时代的约翰·斯诺 资料 图

　　如今的伦敦议会广场，繁华而忙碌。泰晤士河从一侧汩汩流过，大本钟全副武装，等待修葺一新。游客追寻着《达芬奇密码》或者世纪婚礼而来，而达尔文、乔叟、牛顿、霍金正在西敏寺中静静安眠，对了，还有查尔斯·狄更斯。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老西敏寺医院的旧址到底在哪里，更没听说过一个叫约翰·斯诺的24岁年轻医生曾在这一带工作过。

　　然而，当我向伊丽莎白二世中心（QEII Center ）的琼斯先生问询时，他却指指脚下：“就是这里。” 并找出了一张摄于维多利亚时期的黑白老照片，站在当时拍摄者的角度，指点给我看：“街景没太多变化，你还能看到远处高等法院的背影。但左手边的医院，在上世纪50年代被拆除了，1986年建起了这个像是32个空盒子的会展活动中心。”

　　斯诺医生工作过的西敏寺医院，如今是著名的伊丽莎白二世中心 曲玉萍 图

　　维多利亚时代拍摄的西敏寺医院外景，高耸的钟楼为大本钟，街道尽头为英国高等法院 曲玉萍 图

　　博士毕业后，约翰·斯诺离开医院，在苏荷的弗里斯街54号开了自己的诊所。没过几年，也就是在1848年到1849年左右，伦敦爆发了一次小规模的霍乱。

　　从希波克拉底和伽林时代有限的医学记录来看，霍乱早就是一种古老的流行病，作为与鼠疫、天花比肩的世上三大恶疾之一，它迄今为止共有过七次全球大流行，沿着水手、贸易商或者旅行者的路线传播，每一次都伤亡惨重。第一次大流行始于1817年的印度，传到阿拉伯地区，然后到了非洲和地中海沿岸。第二次大流行是在1826年，它抵达阿富汗和俄罗斯，然后扩散到整个欧洲。第三次大流行，大约始于1846年，整个欧洲风声鹤唳。

　　尽管当时医学界一言九鼎的人物比如查德威克、南丁格尔、威廉·法尔以及普通的英国大众，都凭直觉认定每天呼吸的脏空气会让人染上霍乱，而籍籍无名的医生约翰·斯诺却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看出了不同端倪：

　　首先，那些长时间近距离治疗霍乱病人的医生，并没有得上霍乱；其次，所有霍乱病人出问题的部位都在小肠，而非肺部；再者，某家人家染上霍乱，他们的邻居却安然无恙，而与这家人家毫无接触、离开有一段距离的其他住户却染上了。

　　这些线索统统否定了被公认的“瘴气论”，也就是说，它彻底挑战了学术权威和权力机关。

　　由于当时细菌学说尚未出现，斯诺其实并不清楚致病的机理，但在统计霍乱死亡人数时，他发现因为水源分布不同而出现的死亡率分布不同——泰晤士河南岸的死亡率是市中心的三倍，远高于伦敦其他各区，而该地区的饮用水大部分来源于伦敦南部供水公司（它的取水点位于市中心下水道排水口河段）——会不会霍乱是因为饮用了被污染的水？

　　为了证明自己的推测，在伦敦霍乱再次大爆发的1854年，他置生死于度外，在病情严重的苏荷地区挨家挨户访谈调研；他将每一个街区的每一个水泵，以及四周的压水井都标注到地图上，结果发现霍乱高发于宽街压水井的四周。

　　与此同时，同样位于宽街的雄狮酿酒厂（Lion Brewery），却没有一名工人被传染。问下来，工人说他们每天可以免费喝厂里的啤酒，所以几乎不去宽街压水井那里取水——这令斯诺更加确信自己的结论：不洁水源才是霍乱的罪魁祸首。

　　斯诺当年绘制的霍乱追踪地图，红圈处为宽街水井所在处，黑色粗线为死者住处 资料 图

　　在给《医学时报和公报》的报告中，他写到：

　　“我通过分析点示图发现，几乎所有的死亡案例都发生在宽街的压水井附近。只有十名死亡病例的住址靠近另一个街口水井。而其中五例的家属告诉我，他们其实一直用的是宽街的水井，原因是那里更方便些。还有3户死亡家属确认，病亡的孩子就在宽街附近的学校上学。

　　查询结果表明，除了饮用宽街井水的居民外，伦敦其他地方，霍乱并没有明显爆发。鉴于宽街压水井附近发生的六十一例死亡病例，我认为死亡原因是其生前饮用过宽街水井里的水，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

　　根据所发现的结果，我拜访了圣詹姆斯区委会，并呈上情况说明。他们决定次日移除宽街压水井的手柄。”

　　维多利亚风格的“约翰·斯诺老酒馆”

　　如今的苏荷地区，已是伦敦市中心最时髦的地段，一线大牌和精品店铺林立，宽街上的素食餐馆排满等座的人，一箭之遥的地方，是维多利亚风格的“约翰·斯诺老酒馆”。

　　还没到繁忙时段，店里只有一桌客，墙上挂满了老照片和颇有年头的老插画。酒保见惯了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态度极随和。

　　说来有意思，斯诺是个滴酒不沾、恪守清规戒律的人，后世却用酒馆纪念他，以他为名，还细心保存着各种与他相关的史料。

　　斯诺开创性地把宽街附近居民取水线路绘制在地图上，在当时只是为了佐证自己的推测，现已成为流行病学的经典，对后世的影响甚是深远，不仅仅运用在医学方面，更衍生出了地理信息系统学（GIS）。他是个不知手机是何物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一百多年后的人们每天都在手机里使用这项技术，我也用它来进行定位、叫车，一路追踪他的足迹。

　　斯诺和他当时的支持者通过排查发现，污染井水的祸首，是通过土壤渗过来的洗过病人衣物的脏水以及病人的粪水，疾病沿水源传播的路径直观而详实，迫使伦敦次年便着手建造世界上第一套现代城市下水道系统，污水被全部封闭式排往泰晤士河出海口，与饮用水源彻底隔离。斯诺活在不知自来水为何物的年代，如今伦敦的自来水百分之一百可以直饮，是世上最安全干净的水源。

　　尽管斯诺滴酒不沾，人们却以他命名酒馆，每年夏季都会聚会于此纪念他 曲玉萍 图

　　斯诺死于1858年，霍乱被“擒获”并被“制服”的四年后。当时执政机构将宽街压水井的手柄重新装回后，为了掩饰自己管理上的漏洞，故意宣传诋毁斯诺的霍乱传播理论，引起有识之士和已被启蒙的部分公众的强烈不满。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每年夏季，人们都会聚集在宽街，守候在“约翰·斯诺”酒馆的门口，观看约翰·斯诺协会的成员举行将老压水井的手柄重新装上再移走的仪式，纪念捍卫公共卫生进程中不断受到的挑战，以及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

　　霍乱至今仍是威胁世界的不安全因素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大约有130万至400万例霍乱，导致 2.1～14.3万人死亡。而英国远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将其传播途径阻断，并早在抗生素出现前就有力地制服了它，这必须归功于约翰·斯诺，以及许许多多像他一样敢于寻找真理，并执着于改变的人。

　　如今的汉诺威广场，在伦敦梅菲尔地区最黄金的位置，贵气逼人，安静祥和，聚集了诸如Vogue集团、LVMH大楼这些引领世界时尚潮流的住户。当年，尚未成名的约翰·斯诺曾在这里与同道发起成立了伦敦流行病学会，以“第一时间直面疾病”为信条，展开关于疾病的各种研究和辩论。他不会想到，自己将如何改变世界，并影响未来的潮流。

　　这个学会后来被并入英国皇家医学会，它的座右铭是：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活着，更在于好好地活着。（Life is not being alive but being well。）

　　宽街压水井

　　Broad Street Pump

　　地址：Broadwich Street and Lexington Street, Soho

　　约翰·斯诺酒吧

　　John Snow Pub

　　地址: 39 Broadwick Street, London

　　伊丽莎白二世中心

　　QEII Center

　　地址：Broad Sanctuary, Westminster

　　英格兰皇家外科学会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England

　　地址：41 Lincoln’s Inn Fields, Holborn

　　汉诺威广场

　　Hanover Square

　　地址：Mayfair, London W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