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旅游天堂“变”与“守”

　　1984年，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城郊的曼景兰村，头脑灵活的村民岩养和妻子玉罕把自家的竹楼改为楼上住宿、楼下用餐的客栈。在他们的带动下，这个安静的傣家小寨，现在成了景洪著名的傣味一条街。

　　与此同时，距离昆明100公里外的石林风景区进入了开发建设。旁边的五棵松村村民纷纷开办旅行社，销售特色小吃，制作刺绣工艺品，提供摄影等旅游服务。

　　曼景兰村和五棵松村的村民，是云南最早吃上“旅游饭”的农户。如今，旅游在云南成为一个上万亿元的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绿色产业。

　　20世纪80年代，中国提出“大力发展旅游业”时，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开始了一条旅游发展探索实践之路，成为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甚至某些时候，云南即旅游，旅游即云南，云南就是“诗和远方”，云南就是生活方式。

　　1986年10月16日至1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携丈夫访问昆明。云南省旅游局抓住时机，向随同而来的各国260余名记者发送了云南的图文资料供报道刊用，并向英国独立电视二台赠送了《五彩缤纷的云南》电影拷贝。

　　昆明之行，令英女王印象深刻。她认为“云南令人神往和难以忘怀”，“昆明天气好、鲜花多，生活在昆明的人是幸运的”。

　　这位特殊游客提高了云南的知名度，英国旅游业1986年12月开辟了“女王之路”旅游线路。资料显示，1986年到云南旅游的英国游客人数比1985年增长了20.6%。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1978年至1988年10年间，“旅游业成为云南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和启动改革的突破口”。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当大多数地方都在抓工业，云南却在快马加鞭发展旅游业：1984年以后，“旅游”开始频繁出现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报告与会议中；1995年，云南将旅游业列为全省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成为中国第一个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的省份，这一决策使云南后来跃居旅游大省之列。

　　然而，随着全域旅游、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云南传统旅游产品转型升级缓慢、新业态培育不足、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旅游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不高等问题凸显。“不合理低价游”、景区管理混乱、旅行社指定购物、导游打骂游客等旅游乱象不断被媒体曝光。

　　“云南旅游一直在不断改革创新和自我突破中发展壮大，云南旅游要创造更大的奇迹，必须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来一场全新的‘革命’。”云南省委书记阮成发说。

　　2017年，在“云南只有一个景区，这个景区就叫云南”的发展理念下，云南壮士断腕、刮骨疗毒，实施“整治乱象、智慧旅游、提升品质”的“旅游革命”，出台了云南旅游发展史上最严厉的“22条”整治措施。虽然带来了极大的阵痛，但重拳整治市场成效明显：2018年，云南接待海内外游客6.88亿人次，实现旅游业总收入8991亿元。2019年接待游客8.07亿人次，总收入12291.69亿元。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下，接待国内外游客5.29亿人次，同比恢复65%左右，总收入6477亿元，同比恢复60%左右。

　　如今，大滇西旅游环线、滇中核心旅游圈、边境旅游试验区、跨境旅游合作区、沿边开放旅游带的建设，正在带动云南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半山酒店、特色小镇等成为云南旅游新亮点；“一部手机游云南”成为全国智慧旅游标杆；游客购物“30天无理由退货”成为诚信云南新标志。

　　“旅游业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行业，也是一个有极强韧性的行业。”云南美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涛说。他自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就从事旅游业，与云南旅游一起经历着困难与风光。他对云南旅游的体会是：积极求变，主动创新，提前谋划。“云南走过的每一步，都志存高远，奠定了云南旅游大发展的基础。”

　　有一种候鸟，是昆明人最牵肠挂肚的朋友。

　　每年11月至次年3月，红嘴鸥都从西伯里亚长途迁徙飞临昆明，与昆明人嬉戏相亲。

　　从1985年红嘴鸥首次现身昆明以来，全民护鸥成为昆明人的集体行动。红嘴鸥也作为公众共享的“公共产品”纳入政府管理范围：昆明市政府多次下发通告保护红嘴鸥；财政拨付专款研制红嘴鸥专用饲料，并安排专人定点投喂；加快滇池湖滨带的生态恢复，为红嘴鸥提供生态栖息地；因为红嘴鸥，昆明成为了国内最早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城市之一。2003年、2004年、2020年，昆明没有因非典型肺炎、高致病性禽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驱逐和猎杀红嘴鸥，而是采取全面清扫、消毒，对红嘴鸥血液、粪便和唾液进行采样，检测红嘴鸥是否携带对人类有害的病毒等措施，继续保护红嘴鸥。

　　如今，到昆明越冬的红嘴鸥从1985年的几千只到2021年的4万余只。昆明成为国内唯一一个红嘴鸥定期、长期、大量栖居的城市。“人鸥同嬉”作为昆明旅游项目之一，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

　　位于云南西部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鸟事”也一直在不断升温。

　　高黎贡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是云南省最大的森林和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分布着525种鸟类，约占中国鸟类总数的1/3。

　　侯体国是高黎贡山最有名的农民之一，他家所在的保山市百花岭村，被誉为“五星级观鸟圣地”。百花岭村年接待游客就超过14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4000万元。各地穿着迷彩服、扛着长焦镜头的摄影师，有不少是老侯的朋友。“老侯农家乐”每年年初就被预订一空。

　　老侯是百花岭的第一个“鸟导”。30年前，他和其他村民一样，是个打鸟吃鸟的人，“最多时一天打50只”。现在，他们虚心接受专家的意见，种植了大量招引鸟类的樱花、桃树、石榴等树种，并早在1995年就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农民自发组织成立的社区保护组织——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与周边28个村寨成立森林共管委员会。鸟儿成了村民的财神爷，村民成了鸟儿的保护者。

　　“只有帮助社区发展，才能真正保护生态。”云南保山市林业和草原局副调研员李正波说。

　　云南依托全省166处自然保护区，普达措、梅里雪山、老君山、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怒江大峡谷等13个国家公园，构建起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2015年，全国首个国家公园地方性法规《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出台，将社区发展列入国家公园五大功能。如普达措国家公园每年从旅游收益中拿出1500余万元，用于社区居民的经济补偿和教育资助；为周边社区群众提供工作岗位，社区居民因从事旅游服务，户均年收入递增，有的甚至达到了10万元。

　　据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的数据，云南各国家公园接待的游客逐年上升，但监测结果显示，国家公园内地表水环境质量均保持在I类水质，环境空气质量保持在一级。国家公园里，亚洲象从20世纪80年代的150头增长到300头；滇金丝猴从2000年的1400多只增长到3000多只；来云南越冬的黑颈鹤从1996年的1600多只增长到3000多只。

　　“云南用不到5%的面积开展生态旅游，促进了对95%区域的全面保护。”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一位负责人说，“守好‘绿色宝库’，就是守住了人民的‘绿色财富’。”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云南实施文化旅游扶贫项目5700多个，全省超过75%的文化旅游重大、重点项目分布在贫困地区。全省有规模游客接待的贫困村达1000余个。文化旅游累计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脱贫达到75万人，占全省脱贫人口的12.2%。

　　今年2月，作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王然玄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表彰大会。

　　王然玄是团红河州元阳县委副书记，也是世界遗产哈尼梯田核心区里的古老村落阿者科的村长。2018年1月，元阳县委、县政府与中山大学教授保继刚团队合作，派出王然玄担任村长，执行以村民为主导的旅游开发模式“阿者科计划”。两年来，该计划使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70余万元，户均分红5000余元，为乡村复兴、传统村落保护探路。

　　据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的研究，云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总量超过10万亿元。绿色，是云南的底色，更是云南的发展方式。2000年，昆明打出了国内第一个城市形象广告“昆明天天是春天”。如今，云南打出三张牌——“绿色能源牌”“绿色食品牌”“健康生活目的地牌”，蕴含着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双重变革。

　　“事实证明，40年来，没有一个产业像旅游一样，给云南带来如此多的利益与实惠；没有一个产业像旅游一样，强劲地带动着云南经济稳步快速增长。”中国旅游研究院昆明分院一位负责人说，“旅游是云南对全国的一大贡献。”（张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