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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民宿业“冰冻”:徒劳的自救?

2020-04-16

疫情之下,中国饭店协会通过调研全国28个省市区600多家住宿企业发现,今年前两个月,住宿企业营业损失超670亿元,预计全年营收将同比下滑24%,共计损失在1300亿元左右。

对曾经风生水起的大理民宿业来说,考验更显严酷。

“再熬一下就好了”,进入2020年以来,这是高兴(化名)经常拿来安慰自己的话。从1月份讲到现在,她自己都麻木了。订单只出不进,两个多月没开张,“昨天有流水,2800块。”这也是她一季度以来为数不多的收入。

一季度,本是大理民宿业主营业旺季,但今年,大家的收入约等于零。

仅春节期间的歇业,大理马灯客栈的马老板就损失了五、六万元,他把希望寄托在暑假旺季,但同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国庆后才恢复正常”,那个时候,他的损失在20万元以内。

马老板也想过撤离,在他看来,荣光已经停留在旧时光里,突如其来的疫情将加速大理现有民宿行业格局的瓦解。逃离成为大家的第一反应,但找不到合适的接盘侠,离开会很不甘心。

前途依旧未卜。

无力的自救

“才村小院,5间房,还有一间商铺,门口就是洱海,房东直租”,“古城6间房,精致装修位置极佳、付款方式灵活,有想法的老板联系我”,“果子园9间房客栈,原房租转租,有意私聊”……为了抱团取暖,大理民宿业主们建了一个群,如今,这个群沦为信息抛售群。

转租、承包,转让,民宿业主们希望有人能够分担风险。无冕财经特约研究员发现,不时有人在群里询价,比如对于前述果子园9间房客栈,有人咨询后,认为6.6万元的年租金偏贵,即使老板强调是拎包入住。

(民宿业主群的转让信息,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小郭是2019年接手一家有着16间房的海景民宿,在海东,民宿临洱海,中间隔了一条马路,虽然能看到海,但白天比较吵。因为是现成的民宿,相当于承包,一年房租27万元,平均下来每个月的租金是22500元,加上雇两个包吃包住阿姨的工资6200元,布草费、电费约2000元,每个月的成本在3万元左右。

暑假、十一、春节、清明等时节都是大理的旅行旺季,按照民宿经营规律,一般情况下,每年的固定支出都会在这几个阶段赚够,其它时间的收入就是净利润了。

但还没等小郭回神,疫情不期而至,一下子加重了小郭的负担。阿姨请不起了,没有客人的时间,他尽量缩减一切开支。之前四年开民宿赚到的钱开始往外“吐”,以此补贴租金和水电等必要支出。“感觉每一天晒到自己身上的阳光都特别的昂贵,真正体会到晒太阳是件奢侈的事情。”小郭无奈吐槽。

一季度已过,尽管大理市政府已经允许营业,“没有客人,这个时间节点上不敢乱动。”小郭对无冕财经特约研究员说。

民宿业主们为了自救,开始寻找想办法回笼资金——转让、转租。

规模大的,一间一间或是一层一层的长租,规模小的整个院子按年转租,价格也从700元/月到4000、5000元/月不等,“至少有些资金回笼,不然就是干赔着”。但外地人进不去,本地人不会接,依旧有价无市。

抗压能力强的业主,土地的租金早就交齐,特殊时期只能减少支出生熬,唯一的期盼就是疫情赶紧过去。一部分资金雄厚的业主,则开始运用各种互联网短视频平台,进行直播。他们期望利用无人的空档时间更多的种草,在旅游行情恢复时,收获客人。

一场疫情,迅速将“诗和远方”打回到骨感现实。

千万投入曾一年半就收回

从一个中转站、落脚点,变成很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大理只花了几年时间。

大理最早出现的民宿,是2000年前后由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建造的月亮宫和太阳宫,以及后来陆续建造的青庐、海地生活、白居,它们成为第一批大理海景民宿代表。

2010年以前,双廊登记在册的客栈不过45家。2012年,大理洱海的海景民宿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了海景民宿集群,被《云南日报》定义为“大理旅游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2014年,电影《心花路放》上映后,大理的知名度更是达到空前的高度。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慕名打卡的游客越来越多,民宿也越开越多。

其实,大理不止有洱海,还有苍山、古城,充沛的阳光,“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风景,是“诗和远方”的真实所在。

于是,来到大理开民宿的人越来越多:每天睡到自然醒,和狗子一起晒太阳,一院子的花花草草,这里的色彩永远是绚烂的,蓝天、白云、满眼的红黄蓝绿赤橙紫,此外,喝茶聊天数钱数到手软。

高兴是大理高光时刻的受益者。

2014年,还在南方某知名媒体工作的她相中了双廊的一块地,签完租约,一口气付了18年地租,就开始筹钱设计民宿。一年后,她辞去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到民宿的经营中。过程虽然艰苦,但好在回报率对得起她的付出,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把500万投资成本收了回来。

不仅是高兴,投资千万的“无舍”老板老K,2014年营业,1年半后就收回了成本。

“那个时候生意也是真的好,一间海景房旺季能卖到上千元,海景民宿的全年平均入住率达到了75%以上。”高兴对无冕财经特约研究员回忆,“经常一房难求”。要知道,2015年时,只有800户人的双廊村就有426家民宿。

后来的生意就没那么好做了,越来越多的民宿陆续建起。“整个环洱海圈的129公里海岸线上有2000多家。”大理客栈协会会长李海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大理古城和环洱海圈里,注册在案里的民宿客栈超过3600家。在OTO平台上,对外销售的民宿客栈超过7900家。

(民宿热度2018年下降,价格上扬,但大理民宿均价下滑)

整个大理,遍布各式各样的客栈和民宿。

“开始变得和丽江一样了,极其浓厚的商业氛围。”马灯客栈马老板认为,大理最后的高光时刻停留在2015年。

被摧毁的“诗与远方”

事实上,随着各种资本进入,大理早已不是人们心中的理想之地。

2012年,人民路上的租金只要1.8万元一年,如今,1.8万元只是人民路上一间30平米民宿一个月的租金;一间普通民宿,2012年时建造价格还是200万-300万,到了2015年,已经涨到1000万-2000万……民宿的回本周期也从最初的1-2年,变为4-5年。

最沉重的打击,来自2017年开始的为期近两年的洱海整治。

当年,环洱海的1806家民宿都在整治范围内,违章部分全部拆除。直到2019年,陆续通过验收的民宿,在办理齐全相关证件之后,开始营业。此时,得以重新开张的民宿规模不足原来的一半。

无冕财经特约研究员发现,这一期间,洱海边较为知名的《心花路放》云渡、《后海不是海》洱朵、美式风格的下沫88、嘲风、喜再、隐漫、宽海、沐村、莫舍、桃源人家等,都已经消失不见。

民宿减少,游客也来的少了,大理海景民宿主们面对的是住不满的窘境。“我之前每天的营业额有2万,现在也就几千。国庆节即便没加价,也还是没住满。”大理三家民宿老板秦树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2018年的情况,“以往的国庆黄金周,房价通常上涨20-30%”。

本来元气大伤的大理民宿业,又遭遇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大理民宿业主们再迎沉重打击。

“即使没有疫情,大理的民宿业发展已经到了瓶颈期。”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前民宿业主告诉无冕财经特约研究员,“政府没有好的发展思路,没有引导政策,肯定干不过其他地区。”

持有这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人民日报》曾在2018年发文指出,“大理的民宿,太不具有参考性。江浙沪民宿正以惊人的速度形成方法论,而大理民宿却面目模糊,基数庞大,难以分类。”

大理面对的困境不仅有自身定位不精准,还有来自国内同行的强大竞争。来自民宿短租预定平台途家网2017年数据显示,民宿发展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別是成都、北京、上海、重庆、广州、西安、厦门、三亚、杭州和丽江。大理早就不在前十之列。

而为了激励本地民宿业发展,各地政府纷纷出台利好政策。

重庆南川区为了发展民宿业,推出了“以用地的形式为民宿业主确认产权”的政策;浙江松阳为激励旅游民宿业发展,积极促成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还给予真金白银的现金奖励;浙江省政府更是《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对民宿行业进行规范;西安2019年出台方案,西安市财政每年从旅游发展专项中安排资金用于支持民宿发展。

在骨感的现实中,大理的“诗和远方”失去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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