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进有出”成为常态，A级景区如何保住金字招牌?

　　自7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对乔家大院等7家质量严重不达标或存在严重问题的5A级景区予以处理后，各省区市纷纷展开对4A级及以下景区的复核检查。截至10月15日，全国共有261家A级景区被处理，涉及127家4A级景区，其中，23家4A级景区或申请退出评级或被“摘牌”。当“有进有出”“少进多出”成为常态，A级景区品质如何保障?

　　A级景区行业整治持续“加码”

　　记者梳理发现，在各地被处理的A级景区中，除了存在游客中心功能不健全、管理人员不足、基础设施简陋、标识系统不完善、安全隐患突出等共性问题，还有多家景区已丧失文化属性和服务功能、沦为纯商业机构，甚至停业成为“僵尸景区”。

　　“如果不是特意去了解，我压根不知道这是个景区。”家住中韩边贸城附近的山东威海市民周海告诉记者，中韩边贸城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商业街区，大多数当地人都不知道这是“4A级景区”。周海说，整个边贸城环境比较一般，各类商店也没有太突出的特色，只有外地人来威海旅游会被大巴车带过去买东西。“取消A级景区完全可以理解，景区应该提供更好的旅游服务。”周海说。

　　记者拨打浙江被“摘牌”景区的电话，几乎都处于无法接听状态。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林卫兴告诉记者，浙江4家被取消等级的景区，一家停业1年以上已名存实亡;其他3家景区已拆除大部分旅游配套设施和休闲娱乐项目，旅游功能基本丧失。

　　业内人士指出，“摘牌风暴”席卷各地，体现了地方在权限内“刀刃向内”，不护短整治旅游景区的决心。山东旅游职业学院书记陈国忠说，高品质发展今后将是景区的总要求，各景区必须强化服务意识、质量意识，“这既是警醒也是再次明确要求。”

　　中景信旅游投资开发集团总经理助理方言认为，这种“有进有出”的动态化、常态化的退出机制今后将成为行业管理的基本逻辑，甚至将来有可能出现“少进多出”的情况。

　　多重问题导致A级景区“有量缺质”

　　近些年，国内旅游业迅速发展，A级旅游景区数量不断增长，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A级旅游景区数量已达10300多个。但不少受访从业者表示，自4A级景区评定权下放至省级旅游主管部门，部分地方政府为提升政绩表现、提高经济效益，在旅游景区评级上把控不严，致使当地A级景区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速度不匹配。

　　山东大学文化和旅游研究中心主任王晨光曾参加编写《山东省A级景区自由行手册》，其中收录了四五百家3A级景区。他说，客观上讲，这些3A级景区的管理水平良莠不齐，它们的评审权被下放到具有优秀旅游城市资质的市、县。“虽然监管上的确更灵活了，但各个地方对A级景区的标准尺度把关各异，导致景区管理比较混乱。”

　　此外，社会资本大肆涌入旅游行业，不少旅游项目开发商只关注产品输出，各旅游平台则热衷于争夺流量，旅游价值扭曲、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旅游资源错配现象。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刘朝禄坦言，此次被摘牌的自贡釜溪河文化博览园旅游景区在创建之初，地方为了创A级景区，给予大量投入。“但景区后续交给公司经营后，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意识跟不上游客需求，景区服务中心无人值守，造成游客越来越少，形成恶性循环。”

　　而多头领导和条块分割现象也为旅游行业管理带来难度。以浙江普陀桃花岛景区为例，目前景区仍存在多个管理主体，4个景点成为4个景区对外营业，各自为政，缺乏整体性和统一性。

　　部分受访人士认为，面对景区存在的诸多问题，不仅要处罚，更重要的是惩戒之后要有调控机制，为景区提出建设性建议与系统化指导。

　　“摘牌”成旅游业转型升级新契机

　　“旅游已成为消费市场的‘刚需’，旅游业的供给侧改革不能再是计划经济的标准，必须正本清源，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旅游产品和服务。”王晨光说，摘牌可成为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新契机。

　　林卫兴认为，当前人民群众的旅游消费需求已从“有没有、缺不缺”转变为“好不好、精不精”。从长远来看，旅游景区必须要站在游客的角度思考如何增强有效服务供给，保障和提高游客体验度和舒适度，为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方言认为，旅游景区苦练内功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开发迭代业态和产品让景区不断有“噱头”;拓展线上线下营销渠道让景区不断有“响头”;提升景区各方面专业化管理水平让景区不断有“劲头”。他建议，景区可利用10月以后的旅游淡季，将“冬歇期”内化为“整顿提高期”，积极展开自我诊断、自我解剖、自我纠错。

　　而行业主管部门也将不断加强动态化、常态化监管。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继续落实景区暗访的长效机制，以问题为导向，督促景区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四川则在推进全省A级旅游景区文旅融合发展标准化进程，目前《四川省A级旅游景区文旅融合发展实施办法》已完成初稿，待进一步修订审定后实行。

　　还有业内人士建议，旅游景区质量提升需要行业内外协同、协调和协作，如向专业机构、研究机构“借智”寻求技术支持，向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借力”将舆论监督、投诉建议及时转化为改进措施，形成多方支持、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将“行业的事”变成“大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