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蝶变”40年：从边陲农业县迈向全球标杆城市

　　时光印记

　　南岭村：

　　从“鸭屎围”到“集体经济转型明星村”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岭村人，如果把我的岁数掰成两半，刚好前一半在改革开放前，后一半在改革开放后。而南岭村在这两段不同的时空里面，反差可谓天壤之别。”南岭村社区“老书记”张伟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

　　改革开放前，南岭村四个生产队加起来的人口仅百来户，只有不足800人的原籍居民，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举目望去，全村只有破烂不堪的猪栏牛舍，坑坑洼洼的崎岖小路，遍地的鸡毛鸭粪……因为脏和穷，被人戏称为“鸭屎围”。许多年轻人迫于无奈，只能外出谋生。

　　伴随改革开放的东风，这里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借力“三来一补”发展工业，很快富裕起来。可以说，南岭村人的命运，因改革开放而改写；南岭村的面貌，因脱贫致富从此焕然一新。

　　为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从2014年开始，南岭村从种田、种房子转向种高新企业。村集体负责人表示，要尽快培养出若干家上市公司，带领村民上市敲钟。

　　从贫穷村落到“广东第一村”

　　改革开放前，南岭村不过是隶属于宝安县的一个小小村落，穷得叮当响。从上个世纪60年代底开始，张伟基就在村里当干部，上个世纪70年代担任布吉公社沙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南岭村第一生产队队长。“当时全村集体固定资产不足7000元，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除了大量的柿子成熟后能卖点钱，其余就是靠种点水稻。”

　　从1979年开始，宝安县开始“外引”和“内联”，单是第一年引进“三来一补”的企业就有上百家。1980年，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后，借着改革开放政策优惠的东风，南岭村第一生产队也很快引进了深圳最早的一批内联企业——南和电子厂和华南电子厂。

　　到了1984年末，当时仅有134户家庭的南岭村，已办起了13个来料加工厂。南岭村的人口从之前仅有的不足600人，上升到4000人，当时农业的收入加上来料加工的收入，人均收入达3500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第一村”。

　　1992年深圳迎来新一轮改革高潮，南岭村投资1个亿建起了第二个工业区。到1993年底，全村固定资产达6亿元，人均收入达2.9万元。

　　1997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和龙岗区委、区政府分别作出《向南岭村学习的决定》。至此，南岭村迈出改善经济结构、加速全面发展的新步伐，投资8000多万元兴建了第三个工业园，并且引进国内外10多家高新企业前来落户，同时配套办起了包括商业和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

　　2000年，拥有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南岭村村民张育彪接任村党总支书记，成为南岭村新“带头人”。

　　2000年到2001年，南岭村再投8000万元，建了第四个工业园，引进资金超过1.5亿港元，村里的第三产业借力又上了一层楼。

　　2004年9月，顺应深圳城市化进程，“南岭村”正式改为“南岭村社区居民委员会”。此后10余年间，南岭村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势头。截至2018年，南岭村集体经济固定资产约35亿元，村民年人均收入约15万元。

　　从“种厂房”迈向“种高科技”

　　虽然自2010年以来，南岭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每年稳步增长约5%，但张育彪认为，珠三角“有钱、有地、有厂房”的基层社区很多，竞争将越来越激烈，深圳的土地资源已越来越稀缺，以厂房和商铺出租为主的“房东经济”和“包租公”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当“三来一补”盛景不再，“有钱、有地、有厂房”的南岭村也把目光瞄准了创投，并且腾出空间来发展高科技企业。

　　各种细节都显示了南岭村的转型决心：2015年6月，在表决收购风投企业的村民大会上，张育彪向大家作了慷慨激昂的转型思想动员，甚至立下“军令状”，最后村民签字同意出资投资甚至收购风投企业。

　　2016年1月份，南岭村斥资收购了当地一家老牌创投企业——深圳国成科技投资公司，这家公司是深圳最早的一批国有创投机构，自此南岭村全面进军股权投资。

　　2017年11月，南岭村成立了全国首只村集体创业投资母基金，标志着南岭村将为深圳集体经济转型探出一条新路。

　　2018年11月，南岭基金与慧业资本联合在深圳南岭村宣布，由全国文明社区南岭村与全国光缆产业龙头亨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深圳南岭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组建成立。

　　同日，南岭村还举行了“南岭创投大厦”揭牌仪式，在南岭1983创意小镇组建了“南岭创新创业孵化器”，专门引进、投资、孵化高科技创业企业。

　　“南岭村要从过去种田、种房，转变为种高科技企业，打造成龙岗区创新创业的一个高地，成为科技企业发展的乐土。”张育彪说，南岭村的梦想，是要孵化培育一批优质高科技企业。（南方日报记者 陶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