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梁建章:我们不用多元化就可以成为像BAT那样的公司
2018-04-13
在携程的多事之秋，采访到梁建章并不容易，除非你想聊的是人口学问题。
携程目前是中国在线旅游行业的绝对老大，市值240多亿美元，是仅次于阿里、百度、京东、网易、微博的第六大在美股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作为这样一家巨头公司的掌舵人，梁建章有点“另类”——他的人生理想似乎并不只满足于商界。
19年前，梁建章联合季琦、沈南鹏、范敏创立了携程；2003年，携程在大洋彼岸的纳斯达克上市；2006年，梁建章辞任CEO、奔赴斯坦福研究人口学并呼吁放开二胎；2013年，携程危难之际，梁建章回归重任CEO，被业界称为“二次创业”，将艺龙和去哪儿等主要对手纳入麾下；2016年11月，梁建章又一次卸任CEO，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人口学、城市创新等公共政策研究领域。
你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位两度辞任CEO的上市公司创始人，第一次离开，业界评价他“拿起之后放得下”，重回携程二次创业之后，业界对他的评价又多了后半句，“放下之后拿得起”。
（2014年11月1日，梁建章于芝加哥大学谈“二次创业”）
作为从小就被公认的天才少年，梁建章是自信的，这股自信既适用于他自己，也适用于携程这家公司。《风眼》问梁建章，“有没有想过，携程有机会通过多元化成为另外一个BAT体量的公司？”他说：“我们不用多元化就可以成为像BAT那样的公司。”
和不断进攻他人领地的美团、头条、滴滴等新独角兽不同，梁建章推崇业务的专注主义，在他眼中，全球化是一家企业在业务上专注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公司应该把自己的创新、模式做到全球去，这个会更有生命力。这跟多元化不一样，你到另一个行业，肯定会摊薄你在原来行业的精力。”
梁建章关注携程的全球化，而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人口等社会问题的大声疾呼上。除了最为迫切的人口危机，梁建章认为——中国还面临医疗、教育、污染问题，这些由人口问题衍生出的社会问题，都亟需深入研究才能找到解决方法。
身兼两种身份的梁建章，给中国互联网的企业家们竖立了新的榜样——一种既可以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又可以对社会使命努力追求的榜样。
人口学专家与城市创新
尽管2016年初我国已经全面放开了二胎政策，但在梁建章的观察中，由于高房价、教育制度和女性职场的高参与度，“在中国生小孩的痛苦指数是世界上最高的”，因此二胎政策的放开并没有带来生育高峰。
梁建章多次呼吁政策上给予抚养小孩更多的支持，最根本的就是国家花最大决心去提供直接的现金支持，同时采取免税政策。梁建章告诉《风眼》，“随着年轻人群的一点点减少，整个人口形势会越来越严峻。”
梁建章如今多以人口学专家的身份频频出现在大众面前，他通过发微博、写专栏、出书等各种形式为人口问题的紧迫性摇旗呐喊。既是人口学家，又是企业家，梁建章评价自己双重角色的优势，“能够从行业发展、创新的角度来看人口对于经济的影响，我的研究会更加深入。”
谈论起从做企业到研究人口的相通之处，梁建章向《风眼》表示，“政策的变化肯定还要很长时间，做企业就非常立竿见影，不过两者还是有相通的地方——比如大企业可以尝试更多的东西，但战略一定要非常坚定或者有前瞻性，要有数据、行业分析；管理人才上，怎样吸引到最好的人才，人力制度怎样能最优得让好的人才冒出来——两者可以互相借鉴。”
梁建章从企业家向人口学家身份的逐渐转变，起源于12年前。
2003年底携程赴美上市，梁建章认为当时自己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将携程做大10倍”。3年时间过去，携程的内外部环境渐趋成熟稳定，梁建章曾评价当时的携程“拿着望远镜也找不到对手”，随着个人工作的常态化，梁建章的内心也开始渴望一些新东西，他开始思考自己还能再干点什么，再学点什么，再研究点什么。
（2006年，梁建章辞任CEO前往斯坦福研究人口学）
到了2006年，创立携程7年后，梁建章毅然决定辞任CEO奔赴斯坦福攻读博士，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和创业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他开始以学者身份指出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并为“放开二胎政策”而摇旗呐喊。
2012年，梁建章联合茅于轼、许小年、陈志武等三十多位主流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共同发起一份签署建议书，呼吁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终于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国家宣布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这其中梁建章也遇到过误解，他告诉《风眼》，很多人对人口数据不太清楚，他们还存在“中国人多”，“中国农村还生很多小孩”这样的误解，这些都需要一段说服、教育的过程。
今年两会，国务院机构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梁建章认为，“这预示着人口政策的重大转变。”他紧接着在3月13日发表名为《人口政策改革的下一步方向》的专栏文章，指出要全面放开生育，并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
专注主义与多元化
4月1日愚人节一过，一桩桩收购案就接踵而来，阿里全资收购饿了么的靴子刚刚落地，第二天晚上召开的摩拜董事会上，股东们最终投票决定将这家共享经济明星独角兽卖给美团。
“创新的源头还是来自于小公司。”《风眼》问及当巨头公司的控制力越来越强，是否会抑制行业创新时，梁建章持乐观态度，“基本上现在的互联网时代，平台级的创新已经过去了，而在垂直、细分领域还有很多创新机会，旅游行业也是这样。大公司愿意去收购，那肯定不会抑制创新，但如果是小公司做了什么巨头就去做，把你打死，那可能会抑制创新。”
今天的携程拥有3万多名员工，这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大象。
为了防止公司内部的管理效率低下和创新力的缺失，梁建章告诉《风眼》，他在携程内部进行了更多的分权，这一机制无论是从激励方式还是权利分配，都让公司的每个小部门像一家创业公司，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公司要做的就是平衡好效率和一致性，比如在品牌和服务这些必要的方面保持统一的调性和标准。
在保持自身创新的同时携程也在积极地对外投资，携程CEO孙洁此前在接受凤凰网科技的采访中表示，携程对于投资目标的选择非常谨慎，一般会遵循三个标准：首先跟携程业务紧密联系；其次，它是业内数一数二的公司；第三，携程希望在正确的时候介入。
（2015年携程年会，携程四君子齐聚，从左往右依次为：沈南鹏、梁建章、范敏、季琦）
在当年的携程四君子（携程的四位创始人）里，如果说季琦有激情、沈南鹏精于推动投资、范敏善于经营，那么属于梁建章的标签就是理性，他喜欢用数字说话，且眼光长远。
和大多数的创业者不同，梁建章没有想过未来希望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他觉得不管是在企业还是政策影响方面，还有很多实际的事情要做。
他也很少感受到焦虑，看到企业面临的诸多机会，看到人口政策当下的不到位，梁建章的精神都会为之提振，觉得自己应该赶快去把这些事情做好。
人口学家和企业家，双面梁建章给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除了合并、出售、倒闭、转做投资之外，原来还可以将关注的视角放到如此之大，甚至心怀天下。
（2014年11月1日，梁建章于芝加哥大学谈“二次创业”）
作为从小就被公认的天才少年，梁建章是自信的，这股自信既适用于他自己，也适用于携程这家公司。《风眼》问梁建章，“有没有想过，携程有机会通过多元化成为另外一个BAT体量的公司？”他说：“我们不用多元化就可以成为像BAT那样的公司。”
和不断进攻他人领地的美团、头条、滴滴等新独角兽不同，梁建章推崇业务的专注主义，在他眼中，全球化是一家企业在业务上专注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公司应该把自己的创新、模式做到全球去，这个会更有生命力。这跟多元化不一样，你到另一个行业，肯定会摊薄你在原来行业的精力。”
梁建章关注携程的全球化，而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人口等社会问题的大声疾呼上。除了最为迫切的人口危机，梁建章认为——中国还面临医疗、教育、污染问题，这些由人口问题衍生出的社会问题，都亟需深入研究才能找到解决方法。
身兼两种身份的梁建章，给中国互联网的企业家们竖立了新的榜样——一种既可以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又可以对社会使命努力追求的榜样。
人口学专家与城市创新
尽管2016年初我国已经全面放开了二胎政策，但在梁建章的观察中，由于高房价、教育制度和女性职场的高参与度，“在中国生小孩的痛苦指数是世界上最高的”，因此二胎政策的放开并没有带来生育高峰。
梁建章多次呼吁政策上给予抚养小孩更多的支持，最根本的就是国家花最大决心去提供直接的现金支持，同时采取免税政策。梁建章告诉《风眼》，“随着年轻人群的一点点减少，整个人口形势会越来越严峻。”
梁建章如今多以人口学专家的身份频频出现在大众面前，他通过发微博、写专栏、出书等各种形式为人口问题的紧迫性摇旗呐喊。既是人口学家，又是企业家，梁建章评价自己双重角色的优势，“能够从行业发展、创新的角度来看人口对于经济的影响，我的研究会更加深入。”
谈论起从做企业到研究人口的相通之处，梁建章向《风眼》表示，“政策的变化肯定还要很长时间，做企业就非常立竿见影，不过两者还是有相通的地方——比如大企业可以尝试更多的东西，但战略一定要非常坚定或者有前瞻性，要有数据、行业分析；管理人才上，怎样吸引到最好的人才，人力制度怎样能最优得让好的人才冒出来——两者可以互相借鉴。”
梁建章从企业家向人口学家身份的逐渐转变，起源于12年前。
2003年底携程赴美上市，梁建章认为当时自己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将携程做大10倍”。3年时间过去，携程的内外部环境渐趋成熟稳定，梁建章曾评价当时的携程“拿着望远镜也找不到对手”，随着个人工作的常态化，梁建章的内心也开始渴望一些新东西，他开始思考自己还能再干点什么，再学点什么，再研究点什么。
（2006年，梁建章辞任CEO前往斯坦福研究人口学）
到了2006年，创立携程7年后，梁建章毅然决定辞任CEO奔赴斯坦福攻读博士，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和创业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他开始以学者身份指出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并为“放开二胎政策”而摇旗呐喊。
2012年，梁建章联合茅于轼、许小年、陈志武等三十多位主流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共同发起一份签署建议书，呼吁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终于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国家宣布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这其中梁建章也遇到过误解，他告诉《风眼》，很多人对人口数据不太清楚，他们还存在“中国人多”，“中国农村还生很多小孩”这样的误解，这些都需要一段说服、教育的过程。
今年两会，国务院机构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梁建章认为，“这预示着人口政策的重大转变。”他紧接着在3月13日发表名为《人口政策改革的下一步方向》的专栏文章，指出要全面放开生育，并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
专注主义与多元化
4月1日愚人节一过，一桩桩收购案就接踵而来，阿里全资收购饿了么的靴子刚刚落地，第二天晚上召开的摩拜董事会上，股东们最终投票决定将这家共享经济明星独角兽卖给美团。
“创新的源头还是来自于小公司。”《风眼》问及当巨头公司的控制力越来越强，是否会抑制行业创新时，梁建章持乐观态度，“基本上现在的互联网时代，平台级的创新已经过去了，而在垂直、细分领域还有很多创新机会，旅游行业也是这样。大公司愿意去收购，那肯定不会抑制创新，但如果是小公司做了什么巨头就去做，把你打死，那可能会抑制创新。”
今天的携程拥有3万多名员工，这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大象。
为了防止公司内部的管理效率低下和创新力的缺失，梁建章告诉《风眼》，他在携程内部进行了更多的分权，这一机制无论是从激励方式还是权利分配，都让公司的每个小部门像一家创业公司，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公司要做的就是平衡好效率和一致性，比如在品牌和服务这些必要的方面保持统一的调性和标准。
在保持自身创新的同时携程也在积极地对外投资，携程CEO孙洁此前在接受凤凰网科技的采访中表示，携程对于投资目标的选择非常谨慎，一般会遵循三个标准：首先跟携程业务紧密联系；其次，它是业内数一数二的公司；第三，携程希望在正确的时候介入。
（2016年11月16日，携程换帅，孙洁任CEO，梁建章退居董事会主席一职。）
当下，美团与滴滴的战争正酣。王兴创立的美团，这家经过千团大战洗礼的最终胜者，因为王兴著名的“无边界”论，接下来或许将承受来自阿里、携程和滴滴全部的炮火。 早在去年6月21日，美团王兴谈到企业的边界问题时说，“万物是没有简单边界的，所以我不认为要给自己设限。在科技变革的前半段，因为风险非常大，所以需要用小团队去探索。但到了后半段，红利变小，整合成为了释放红利的方式，这时候多业务的公司会比单一业务公司更有优势。” 2天后，梁建章撰文反驳称，他认为市场越大产业的分工就会越细，而潜在市场更大的全球市场，企业的专业化程度也会更高，而专业化有利于创新。 在与《风眼》的对话中，梁建章表示，“我们不做多元化就有可能成为像BAT的公司。旅游这个行业不同于电商行业，它虽然不是爆发型，但全球旅游的收入还是非常稳定地增长。” 梁建章推崇业务的专注主义，在他眼中，全球化是一家企业在业务上专注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公司应该把自己的创新、模式做到全球去，这个会更有生命力。这跟多元化不一样，你到另一个行业，肯定会摊薄你在原来行业的精力。” 2017年是携程积极走出去的一年，在刚刚过去的携程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上，梁建章总结称，“我们的目标是在五年之内，将携程国际业务收入占比提高到40%~50%。” 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4月3日，携程宣布旗下的携程专车正式获得网约车牌照——携程专车从2015年开始搭建平台，引入了多家网约车品牌，而在3年后，携程终于正式推出自营的专车服务——在美团打车和滴滴打得正酣之时，携程也高调宣布要参与到当下水深火热的打车大战中。 多元和专注或许并非全然对立，尤其对于携程来说，网约车和机票、酒店、旅游一样，本来就是用户出行链条上的某个环节。不过，老道而理想的梁建章，和生猛且无畏的王兴相遇，究竟会擦出什么火花，还需静观其变。 天才少年与侠之大者 梁建章从小就是计算机神童，13岁时他开发出一款可以辅助写诗的程序，一举获得第一届全国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金奖，人称“电脑小诗人”，15岁梁建章考入复旦大学第一届少年班，一年后又考取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仅用4年就拿到了其他人要用7年时间才能完成的硕士学位，那年梁建章才20岁。 少年成名与高智商让梁建章向来自信。 这种自信让他深谙自己的优点，他向《风眼》谈起自己的优点，“想得比较深入和长远，能够比较专注、坚持得去做一件事。”而对于自己的缺点，梁建章是模糊的，他对着《风眼》的镜头思考了几秒钟，“不知道，可能顾不上其他的一些新东西和机会。” 梁建章在很久之前买过一些比特币，他当时认为比特币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唯一的问题就是政府是不愿意放弃铸币权，所以比特币跟政府之间总会有一定的对立。而在比特币之外的区块链运用上，梁建章相对谨慎，他对《风眼》称，“我认为现在还没找到一个非常实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口政策的优化是一件相当长远的事，梁建章坦言自己“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继续做这件事”。他曾经设计过一幅国画，在那幅朋友一同郊游的国画中，道路崎岖，但每经过一段崎岖的路就会有一处风景，而且风景一处比一处美，最上面的风景同时也是最美好的。
（2015年携程年会，携程四君子齐聚，从左往右依次为：沈南鹏、梁建章、范敏、季琦）
在当年的携程四君子（携程的四位创始人）里，如果说季琦有激情、沈南鹏精于推动投资、范敏善于经营，那么属于梁建章的标签就是理性，他喜欢用数字说话，且眼光长远。
和大多数的创业者不同，梁建章没有想过未来希望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他觉得不管是在企业还是政策影响方面，还有很多实际的事情要做。
他也很少感受到焦虑，看到企业面临的诸多机会，看到人口政策当下的不到位，梁建章的精神都会为之提振，觉得自己应该赶快去把这些事情做好。
人口学家和企业家，双面梁建章给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除了合并、出售、倒闭、转做投资之外，原来还可以将关注的视角放到如此之大，甚至心怀天下。 
